就此而言，罗斯的最终解决方案在实质上回到了凯尔森，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对于基本规范本身属性的认识。
凯尔森上述兼有法理学层面与宪法学层面的论述构成了法源讨论的转捩点，其法律层级构造理论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法律渊源讨论，使法律渊源成了冗余的范畴。所谓解释，恰恰发生于文本有歧义或曰多重含义（Mehrdeutigkeit）之时。
就此而言，不妨以国家机构法这一称谓来统称这一法律领域（Rechtsgebiet），至于到底称之为法律渊源法律部门，还是法律形式，仍然可以作进一步商榷。宪法规范正是非独立法律规范的典型代表，因为它们仅仅授权一般法律规范依据一定的程序被制定出来。其三，从法律理论角度（rechtstheoretisch），考察关于什么是法律的认识根据（Erkenntnisgrund für etwas als Recht）。问题的答案还是要到凯尔森1960年的《纯粹法学》第二版以及罗斯晚年的回应里去探寻。在理论史上，可以发现从公理化—演绎性体系模式（或曰外部体系）到价值论—目的论体系模式（或曰内部体系）的重大变迁。
另一种与之平行的尝试是，基于诸法律部门建构起有关法律调整内容及方式之体系。只不过，对于宪法渊源的追问往往反映出众多彼此迥异的旨趣或目标，例如，对宪法的形式特征加以捍卫或者淡化，对不成文宪法或宪法惯例的限定或者推崇，又或者对宪法一词的规范语义或政治语义加以重申，最后还包括对宪法之外或之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探究和批判。第二，违法行为的可认定性。
如果将违法行为扩大到违反法律原则的行为，就相当于允许地方性法规在上位法设定的义务性规则之外增设新的义务性规则、增设新的违法行为，这有违行政处罚法的立法本意。对于央地共同事务，其管理措施无论由法律、行政法规设定，还是由地方性法规设定，所需配置的权力应基本相同。(16) 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对1996年行政处罚法第11条第2款不应作扩大解释，实践中地方性法规补充、增设违法行为和行政处罚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有学者将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形归纳为五种：一是违反上位法规定的不作为义务。
不同城市房价上涨的幅度和比例各异，房价上涨的原因也不完全相同，真正需要实施房价调控的，通常是那些价格上涨明显异常的一、二线城市。内容提要：从地方治理的现实需要出发，无论地方创制性立法设定其他行政处罚，还是地方执行性立法补充、增设违法行为与行政处罚，皆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
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的属于行政处罚的责令性行政行为是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但责令性行政行为中的行政处罚并不限于这两类行为。这是对土地征收中被征收人交地义务的规定。(四)每年向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报告安全生产工作和个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情况，接受工会、从业人员、股东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该条例针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超过规定排放标准排放污水的行为，在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行政处罚之外，设定了扣减超标期间污水处理设施运营服务费的处罚措施，(19)这是典型的增设行政处罚的立法例。
或许是最高立法机关担心对地方立法赋权过大可能导致行政处罚设定权的滥用，允许地方性法规补充、增设违法行为的立法方案，最终未被采纳。第16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除应当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安全生产日常检查、岗位检查和专业性检查，并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安全生产全面检查。立法往往先确定法律原则，再根据原则制定具体规则。(36)前引(15)，乔晓阳文，第106页。
通过单行法律授权地方立法的方式有二：(1)立法事项授权，即针对某些带有典型的地方特色、在不同地区间差异较大、法律难以作出统一规定的事项，授权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40)上位法没有针对违法行为规定行政处罚，通常是有诸多考虑。
(23)该数据来源于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最后检索日期为2021年12月24日。地方立法机关对于此类授权立法事项享有创制性立法权，其中包括行政处罚设定权。
该条是对地方政府生活废弃物分类管理权的概括性规定。依照常理，立法在创设行政处罚时，理应在确定违法行为的同时，为该违法行为附设相应的行政处罚，不应当出现只有违法行为规定而无行政处罚后果规定的‘残缺规则。上述违法行为也不包括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原则性规定的行为。例如，水法(2016)第61条规定：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对水政监督检查人员的监督检查工作应当给予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碍水政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有学者认为，行政处罚以相对人违法为前提，其目的在于制裁违法，而行政收费的主要目的不是制裁违法，而是维系社会利益与秩序的平衡。要让多数人自觉履行义务，立法设定的义务内容必须清晰、明确且合理。
⑦在许多领域中，地方性事务与央地共同事务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眼下属于地方性事务的立法事项，随着影响范围的扩大，有可能演变成为全国性事务。⑤有研究指出，行政处罚法的修订维持了原有的列举式规定，为的是防止因处罚类型的‘筐过大而导致在各种类型下巧立名目，创设出五花八门的行政处罚种类。
当然，相对人也有滥用权利的可能，但滥用权利实际上违反的还是法律为权利附设的义务。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的行政处罚，只能限于上位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且不能突破上位法规定的处罚幅度。
当前仅有个别法律、行政法规在责令性行政行为的基础上设定了行政处罚，多数法律、行政法规都仅规定由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实施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33)广义的违法既包括违反法律规则的行为，也包括违反法律原则的行为。
笔者建议，在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实施一段时间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地方立法是否存在设定其他行政处罚的现象，以及是否有必要赋予地方立法其他行政处罚设定权等问题专门组织立法后评估。《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2017)第33条第1款规定：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不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由人防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又如，安全生产法(2021)第27条第1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17)《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2016)第14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除应当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安全生产全面检查，研究分析安全生产存在问题。
中央立法要想做到全面妥善回应各个地方的不同需求，几近神话。法律、行政法规所调整的事务共性越多、地区差异性越小，地方立法机关设定行政处罚的立法空间就会比较小。
但是，通过分拆工资、降低工资总额(如将工资分拆成工资、奖金和差旅费、招待费、办公用品等支出)从而减少缴费比例，或者通过劳务外包、劳务派遣、委外加工等方式逃避缴费的现象，在现实中较为普遍。1996年行政处罚法制定之时，立法者对于信用惩戒措施未作规定，如今信用惩戒措施已成为市场监管乃至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
⑧以此为判断标准，货币发行，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证券市场以及保险业市场的监管，反垄断，海关事务与进出境事务管理等，都属于中央专属事务。还需说明的是，上位法规定的责令性行政行为并不都是非处罚性的处理措施，有些责令性行政行为也属于行政处罚。
(16)参见上引乔晓阳文，第105页。根据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2006)第44条，擅自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非法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予以取缔。乔晓阳：《如何把握〈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关系》，《地方立法研究》2017年第6期，第104页以下。增加设定违法行为，可能同时涉及增加设定行政处罚，即当增设的违法行为无法适用上位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时，就需要增设行政处罚。
个中原因或许在于，地方性法规补充、增设违法行为和行政处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得不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该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
(19)《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2021)第5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超过规定排放标准排放污水的……对负责运营管理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单位，扣减超标期间污水处理设施运营服务费。这一规定部分解决了地方执行性立法行政处罚设定权不足的问题。
(38)因而，地方立法一般不宜以上位法中抽象的义务性规定作为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依据。有的行政管理措施从名称上看并非行政处罚，但其适用于具体个案时，也可能带有行政处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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